1996年的时候，我离开上海去深圳工作，理由很简单，深圳的薪酬水平远高于上海，而我当时在深圳工作拿到的月薪大约是我在上海做高校教师时的8倍左右。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，2000-12年这段时间内，深圳的平均薪酬水平仍然超过上海和北京，只不过差距在慢慢缩小。 把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，发现2002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几乎是上海的两倍，上海则超过北京，但超过幅度并不大。深圳、上海、北京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在我的记忆中，2002-03年的时候，上海房价已经涨起来了，但北京房价还很低，深圳虽然高于上海，但那几年有点走平。下图引用的数据源自万得，但似乎与我的记忆不太一致。 之所以用二手房成交价的数据，是因为这几年一手商品房出现了限价，故一手房价格不太符合市场价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 从理论上讲，房价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关，因此就有了“房价收入比”这类的计算公式。因此，2013年或更早几年之前，深圳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超过北京和上海的，故其楼市均价超过上海也在情理之中。 但2013年以后，北京和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了深圳，这或许也是上海和北京楼市均价超过深圳的原因之一吧。 之所以说居民收入高低不是房价水平的唯一原因，是因为房价中还隐含了教育、医疗、文化娱乐等便利性等稀缺资源因素，就这点而言，深圳就不如北京和上海了，而且，北京的高校资源连上海都望尘莫及，故北京和上海户口的“含金量”也要大于深圳。 三大城市中，北京房价的后来居上，成为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，尽管原因很多，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后来居上却是一致的。那么，北京的人均收入水平为何能从原先只有深圳一半，到后来超过深圳呢？ 我认为有三大原因：第一，国企经历了从劣势演变为优势的过程。在90年代，国企亏损面很大，下岗人员较多，而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员工收入较高，国企和事业单位的薪酬水平则较低，故作为开放度最高的特区，作为民企和外资占比较高的深圳，吸引了全国各地国人才流向深圳的外资和私企。 因此，2000年之前，国企的日子普遍不好过，连国有银行都产生了大量坏账，这主要是管理上落后，弊端很多；2000年之后，随着中国步入重化工业化阶段，国企和民企发展几乎并驾齐驱。但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，民企高增长的时代似乎结束了，国企的相对优势逐步形成。 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，2017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为74318元，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5761元，前者是后者的1.62倍，差距十分明显。北京的民营经济占比比较小，国有经济占比大，这使得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深圳。 第二，从产业结构角度看，随着2008年后重化工业化步入后期，第三产业比重开始逐步上升，但不少服务行业如金融、电信、教育、医疗等基本被国有垄断，私企由于融资成本较高、又缺乏技术和人才优势，难以进入，使得私企的竞争力被不断削弱，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也就低于非私企了。 2017年，深圳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58%，上海为69%，北京为80%，北京第三产业占比最高。第三产业的平均薪酬水平一般高于第二产业。如2017年薪酬最高的前三大行业均属于第三产业：信息传输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、金融业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。这也就可以解释北京和上海这两大国企占比远超深圳的城市，其居民收入水平最终超过深圳的原因了。 第三，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，集教育、医疗、文化娱乐及行政资源于一身的首都，居民收入结构中隐性收入占比可能会高于上海和深圳。尽管教育、医疗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，但迄今为止产业化或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，稀缺资源的非市场化定价，就难以避免寻租现象的发生；简政放权和反腐的绩效明显，但还很难杜绝腐败。 2017年末，北京常住人口为2171万人，上海为2418万人，北京比上海少近250万人。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上海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还是略高于北京。但—— 2017年，北京餐饮业的收入为1029亿元，超过上海；大家都说吃在广东，但北京餐饮业显然要比广东发达。北京、上海拥有全国餐饮五百强门店数量 不仅上海在吃的方面比不过北京，而且居民人均储蓄额也远不如北京，2017年末，北京居民储蓄总额为2.896万亿元，居然比上海高出4600多亿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三城市居民储蓄余额 其实，隐性收入未必都体现在居民储蓄中，还包括房产、古玩、艺术品、贵金属及奢侈品中，甚至现钞(如极个别官员家中被搜出成吨现钞)。 从2017年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，尽管北京的房地产增加值超过上海，但2017年末北京居民的房贷余额只有9664.5亿元，全年增加居民房贷1366.3亿元，比上年少增1075.7亿元。 很遗憾没有找到上海的2017年末居民住房贷款余额数据，央行上海总部只公布了增量“2017年上海本外币个人住房贷款新增1528.81亿元，同比少增1823.62亿元”，由此斗胆推断，上海的居民购房贷款无论是余额还是年度新增规模均超过北京，也就是说，北京一次性付清的购房者数量或远超上海。 尽管深圳始终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，也诞生了如华为、腾讯、万科、比亚迪、平安等国内屈指可数的优秀民营企业，但由于深圳的第二产业占比较高，因此，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就被北京和上海赶超了。 那么，相比深圳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北京和上海是否也诞生了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呢？应该也有不少，如北京的联想、百度、京东、小米等等，上海的复星、均瑶等，但感觉还是比深圳逊色了些。 深圳作为一个改革开放走在最前面、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，创造了许多奇迹，功德无量，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过去10多年中竟然增速放缓、最终却低于北京和上海了，这是需要反思的。 我觉得，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，过去20年来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，流向合理？例如，1990年就提出上海要建成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在内的四个中心，尽管经过了近30年的努力，但上海金融业增加值的规模却与北京相差无几。为何北京发展金融业并不需要非常努力，却能做得那么大呢？ 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致了，因为一行两会、四大商业银行、三大政策性银行、国有保险巨头等都在北京，全球500强企业中，总部在北京的数量远超上海，这是典型的行政化集聚资源。 行政化集聚资源会带来很多弊端，因此，政策层面始终强调“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”。事实上，雄安新区的设立及北京市政府迁至通州，目的就是为了分散行政资源，进而带动其他稀缺资源迁移，防止资源过度集聚带来的种种弊端。 可以借鉴的是美国首都华盛顿，它也是美国的政治中心，纽约是经济及金融中心，分工非常明确，尽管华盛顿的房价在美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六，但华盛顿特区房价的成交中位数在40多万美元，而纽约要达到60多万美元。可见，华盛顿并没有去借助行政的力量去集聚过多的资源。 那么，北京的未来将如何改变自己呢？我认为应该是“去金融化”和“去总部经济”。北京作为首都，理所当然是政治中心和行政中心，同时，作为历史沿袭下来的著名高校密集城市，也可以维持其国内教育和科研中心的优势，但金融中心和央企总部经济的角色就不应该长期担当了。 除了设立雄安新区这一千年大计和北京市政府迁出中心区外，更主要的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能够真正得到落实。这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、实施负面清单。 迅雷会员到 2019年02月14日16:39:36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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